迈克尔·赫德森：特朗普向世界经济“宣战”，是基于自己的一个乌托邦幻想

特朗普为何向世界经济宣战！导读：在特朗普一轮又一轮的关税冲击下，美国股市终于给出了“回应”：科技股和金融股大幅下挫，市场恐慌情绪升温，经济衰退风险加剧。同样的恐慌也在欧洲蔓延。特朗普以“美国优先”施压盟友，要求提高北约军费并转移产业链至美国，也因此破坏国际收支平衡。这也正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策略的内在矛盾：短期贸易保护或加剧通胀与市场混乱，长期则推动全球经济秩序重构，削弱美国的经济和道德主导地位，最终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

1940年代，平·克劳斯贝和鲍勃·霍普主演了《新加坡之路》的系列电影。剧情通常很相似，平和鲍勃这两个能言善辩的骗子或者说歌舞搭档，总是会陷入某个国家的困境，平通过将鲍勃卖为奴隶（例如1942年在摩洛哥，平承诺将鲍勃买回来），或者将他送去参与某种异教仪式的牺牲等方式摆脱困境。鲍勃总是同意这个计划，而结局通常是典型的好莱坞式大团圆，他们一起逃脱——而平总是赢得女孩的青睐。

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类似的外交闹剧，美国和德国（代表整个欧洲）的关系也有类似的情节，我们可以称之为“通往混乱之路”。美国通过摧毁北溪天然气管道出卖了德国，而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像鲍勃·霍普一样的倒霉角色）也跟着一起行动。

北溪管道被炸

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则扮演着《新加坡之路》中多萝西·拉莫尔的角色（在电影中扮演平赢得的女生角色），要求整个欧洲将其北约的军事开支从拜登要求的2%提高到特朗普的5%。更糟糕的是，欧洲还在对与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实施制裁，迫使欧洲将自己的领先产业搬迁到美国。

因此，与电影不同的是，这个故事不会以美国赶来拯救轻信的德国而告终。相反，德国和整个欧洲将成为我们为拯救美帝国而进行的绝望且徒劳的努力中的祭品。德国可能不会立刻像乌克兰一样出现移民和人口萎缩，但其工业的衰退已经开始。

特朗普在1月23日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我给全世界每一个企业的信息非常简单：来美国制造你的产品，我们会给你世界上最低的税率之一。”但如果它们继续在国内或其他国家生产，特朗普威胁要对这些国家的产品征收20%的关税。

对德国来说，这意味着（在我看来）：“抱歉你们的能源价格已经翻了四倍。来美国吧，这里的能源价格几乎和北溪管道被你们选出的领导人切断之前，你们从俄罗斯买的价格一样低。”

但核心问题是，有多少国家会像德国一样默默承受特朗普改变基于美国规则的秩序这一游戏规则。什么时候，全球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彻底改变整个世界秩序？

即将到来的混乱是否会有一个好莱坞式的结局？答案是否定的，关键在于特朗普威胁征收关税和贸易制裁的收支平衡效应。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经济顾问，都不明白他们的政策通过大幅破坏全球的收支平衡和汇率，正在造成何种损害，这将使得金融体系破裂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收支平衡和汇率对特朗普关税侵略政策的约束

特朗普最初威胁的两个国家是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伙伴：墨西哥和加拿大。特朗普威胁称：如果墨、加不遵守他的政策要求，美国将对来自这两个国家的进口产品加征20%的关税。

他在两方面对墨西哥进行了威胁，首先是移民政策，旨在遣返非法移民，并允许墨西哥季节性劳工在农业及家庭服务领域获得短期工作许可。

他曾提议将拉丁美洲的移民潮驱逐到墨西哥，理由是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墨西哥边境沿里奥格兰德河进入美国。但考虑到墨西哥南部没有边境墙阻止从南方来的非法移民，这样的驱逐行动将对墨西哥施加巨大的社会福利负担。

此外，这会对墨西哥以及其他国家在美国寻求工作机会的公民，设置巨大的国际收支成本。传统上，这些国家的公民前往美国打工然后汇款回国，是这些国家的一个主要外汇收入来源。驱逐移民将使这些国家失去一个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而正是该收入来源一直支撑着这些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

对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征收20%的关税或设置其他贸易壁垒，将对这些国家的汇率造成致命打击，因为这将减少他们的对美出口。自卡特总统以来，美国就提倡各国加强对美出口，以实现利用墨西哥劳工来降低美国工资成本，推动了美国就业外包的政策。

比尔·克林顿推动实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美墨边境的南侧出现了一长串装配工厂。这些工厂利用廉价的墨西哥劳动力，在美国公司设立的装配线上工作，从而节省劳动力成本。如果征收关税，墨西哥将突然失去用来支撑比索所需要的美元，而这些比索本应被用于支付这些劳动力工资，同时贸易壁垒也会提高这些美国母公司的成本。

特朗普的这两项政策将导致墨西哥的美元收入骤减。这也将迫使墨西哥做出选择：如果它被动接受这些条款，比索的汇率贬值，进口（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在墨西哥比索方面变得更加昂贵，并推动国内通货膨胀的大幅上升。

或者墨西哥可以把自身经济放在首位，表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造成的贸易和支付中断，迫使它无法按时支付对债券持有人的美元债务。

墨西哥比索

1982年，墨西哥发行的以美元计价的“Tesobono”债券违约，引发了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特朗普的行为看起来像是正在强行让这一局面重演。如果是这样，墨西哥可能选择暂停支付其美元债券。

这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许多其他拉丁美洲和全球南方国家也面临类似的国际贸易和支付平衡方面的压力。由于美联储提高利率以吸引来自欧洲及其他国家的投资资金，美元兑这些国家货币的汇率已经飙升。美元升值意味着用美元计价的石油和原材料的进口价格上涨。

加拿大面临类似的收支平衡压力。与北墨西哥边境线上的装配厂类似，加拿大的汽车零部件工厂位于温莎，隔着底特律河与美国相望。在1970年代，两国达成了《汽车协定》，这份协议对两国联合生产美国汽车和卡车的装配厂的业务进行了分配。

当然，“达成协议”一词可能不是最合适的描述。我当时在渥太华，了解到加拿大政府官员对在汽车协议中处于劣势感到非常不满。但这一协议在50年后的今天仍然作为加拿大贸易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同时也是已经对美元走弱的加元汇率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拿大不同于墨西哥。让加拿大暂停支付其美元债务的想法是不可想象的，毕竟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由其银行和金融利益主导。但其政治后果将贯穿于整个加拿大政治，因此发酵的反美情绪（加拿大一直潜藏着这种情绪）应该会结束特朗普让加拿大成为第51个州的幻想。

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隐性道德基础

特朗普的关税和贸易威胁背后存在一个基本的虚幻道德原则，这一原则为合理化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单极主导地位提供广泛叙事基础。这个原则是：互惠将有利于分配利益和经济增长。在美国的语境中，这一原则与民主价值观，以及它精心准备的推销自由市场，许诺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下会有自稳定机制的言辞紧密相连。

在1920年代末凯恩斯那场重要辩论中，互惠和稳定原则是其论点的核心。当时，美国坚持要求其欧洲战时盟友支付沉重债务，以偿还它们在美国正式参与一战前购买美国武器的款项。

盟国同意通过向德国征收战争赔款来支付，试图将费用转嫁给战败国德国。但美国对欧洲盟友的要求，以及他们对德国的要求，远远超出了这些国家的承担能力。

1929年6月7日各国代表在巴黎乔治五世酒店签署杨格计划